作者：黄艺辉

    漳州历史悠久，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漳州茶史能够考据也自唐始。
    初创漳州的唐代茶业
    打开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漳州第一页就能嗅到茶叶的芬芳。据史料记载，长泰县的天竺岩建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所产的“天竺茶”至明、清仍盛名不衰。从唐开始，华安华丰、仙都就有产茶，故华丰素有“茶烘”之称。乍闻其名犹如隐约嗅到茶香。漳浦茶叶栽培历史可追溯到唐代，传说当时盘陀岭顶（旧称“黑归岭”，海拔800m）有一间庙宇，面积30m2，庙宇内住二个和尚，一个叫黑和尚（漳浦杜浔人），另一个叫大面和尚（云霄人）。他俩在庙旁种茶六亩左右，至今还保留三株。庙有一口井，井边两旁有二根石，至今还保留尚好。传说当时进京考试的书生，均要经过此路，在那间庙宇休息。两和尚将井水泡茶请书生饮用，为旅途中疲惫的考生解乏消暑，调整心境。
    初步繁荣的宋代茶业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时中国茶业发展重心南移，唐时茶叶生产还不曾发展的闽南一带，明显地活跃和发展了起来。
    在陆羽的《茶经》中，对我国南方南部各地的产茶情况，只提到“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陆羽对这些州茶叶质量的情况还不怎么清楚，仅称“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至于这些州邻近或更南的其它州的情况，无论是《茶经》还是其它史籍，都没有或很少提到了。但是入宋以后，情况就明显两样了。如《太平寰宇记》(乐史撰，约公元987年)对中国南方产茶的记载，就比唐朝要详细和丰富得多。其“江南东道”载：“福州土产茶……漳州土产腊茶。”
    自宋代起，漳州开始修地方志，有关茶叶的记载日见丰富。宋淳熙五年(1178年)的《临漳志序》提及漳州物产就有“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入有粮、棉……茗之类”。漳州通判王炜在《清州十咏》风土中记述：“麦收正月尽，茶摘上元前，绿笋供春撰，黄焦入厦筵”。此外如周必大(1126—1204)的《次王少府送焦坑茶韵》、李纶的《临漳志》等均有种茶饮茶的记载。

元、明、清及民国由盛而衰的茶业
    元代漳州地区没有修过地方志，在后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有关元代的记载均极为简略。而明代是漳州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漳州地区各县的县志也从明代开始修纂的，有关茶叶的记载也丰富了许多。元朝中叶现长泰县枋洋乡青阳村(与天竺岩比邻)，就有安溪大坪村茶农迁居到这里的陈岭，在观音山从事耕垦，至明朝宣德以后，青阳人丁兴旺，与安溪通婚结亲，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日益提高，所产茶叶品质甚佳。

    明朝华安茶人把制茶技艺编成口诀“麻涩苦甘韵醇，灵活识变可登天”以益后人。明末进士阮梦庵在《武夷茶歌》曾赞叹漳州茶叶：“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阮文锡的《安溪茶歌》中亦有“尔来武夷漳人制”的说法。茶农生产的茶叶不仅供民间自饮，而且被列入贡品。正德年间贡“叶茶378斤，芽茶500斤”。

    嘉靖间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在《南靖县志》载述：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已定列为贡品，曾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菜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

   在《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惠，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因而促进茶叶的种植。

    明末年间林太师(云肖人氏，明末太师)在现云肖莆美乡一个岩洞周围种茶，当时人们称“白茶”，而后称“武夷茶”。面积约十亩，今虽荒芜，岩洞下端仍有“南山寺”“太师分庙”二间庙宇，有“白云通道”石碑等遗址。明太常寺卿陆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荼”和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不仅说明内山峰产茶，沿海地区也种植成片茶园。时茶叶贸易也渐兴隆，漳州商人往返于武夷山、安溪购茶。

    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据《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圭洋乡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