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种茶制茶历史颇为久远，早在1320多年前，陈政陈元光率领来自中原的士兵（含眷属）在入闽南平定动乱，开发垦屯、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的茶叶品种、种植技术及饮茶之风，这一情况在他的《龙湖集》诗作中就有所流露。“候夜行师七唱”（共七首）的“其三”（第三首）有吟茶之句“采茶喜拈新榆火”，在“观雪篇”一诗中亦有“茶壶团素月”等句。这虽然是片言只句，却是我市甚至是我省最早的吟茶之句，它还道出了当时中原的饮茶风气以及从中原带来的制茶煮茶方法：用新一年长成的榆木柴薪作为焙茶煮茶的燃料，方能制出上等的茶饼和煮出有品位的茶汤。

　　唐代陆羽的《茶经》清楚讲到了唐朝饮茶之风的“极盛”：

　　“茶之为饮（料），发乎（开始于）神农氏……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流传逐渐广泛而成为社会风气），盛于国（唐）朝，两都（西安与洛阳）并荆（州）渝（重庆）间，以为比屋（家家户户）之饮”。

　　当时的喝茶方法与今天我们的“泡茶”是完全不同的，所制成的茶叶品种主要是饼茶，因此《茶经》说：

　　“欲煮茗饮，先炙（火烤茶饼）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合着煎煮）之。”

　　另外，关于制茶煮茶所用的柴薪也十分讲究：《茶经》说道：

　　“其火用炭，次用劲薪（火力旺的柴薪）”。

　　陈政陈元光率领近万名中原府兵及其眷属在平定“泉潮之乱”后札根闽南并创建漳州，也由此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习俗和饮茶之风，陈元光诗句中的“新榆火”即是榆树新一年长出的枝干，火力最旺最没有其他杂味，是制茶煮茶的理想柴薪，这说明了他所带来的中原规范的制茶和煮茶方法要求。从此，茶叶就在闽南大地广泛种植开来。使得漳属之平和、长泰、诏安、南靖、华安及泉州之安溪等县逐渐发展为著名的产茶县，今华安县城古时名为“茶烘”就是明证。更为有趣的是，今天华安官畲村的原始火神崇拜“请火节”民俗活动，上山“请圣火”所引火的木柴，也恰恰必须用“新榆木”。

　　漳州产茶县份茶叶品种繁多，有铁观音、水仙、本山、黄旦、毛蟹、肉桂、八仙、梅占、奇兰等数十个品种。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茶之渊源的传说。如白芽奇兰，民间流传有这样的故事：

　　明成化年间，开漳圣王陈元光第二十八代嫡孙陈元和游居平和崎岭彭溪村一个水井边时，发现有一株茶树，枝稠叶茂，其芽梢呈白绿色，叶片青翠欲滴，茶叶发出自然茶香，气味似兰，清沁心脾，遂采其芯叶精心炒焙。不想制出的茶叶清香浓郁，冲泡后香气徐发，飘散出兰花的芬芳，抿上一口，满口清香，片刻即感清甘醇爽，精神舒畅，筋骨轻松，一生从未尝到这般好滋味。因其茶叶芽梢呈白绿色，并带有兰花香气，故把其取名为白芽奇兰。

　　当然，这只是旧时民间的传说而已。实际上，平和奇兰有白芽、红芽、竹叶、青芽、早芽、晚芽、金面七类品种，今天的白芽奇兰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经由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人员共同协作攻关、耗尽心血、重新选优改良的结果。

　　话说回来，漳州因种茶较早，在茶叶生产实践中，漳州茶农也较早掌握了制茶技术。如今，人们称道福建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其制茶技术却与漳州有关。明朝初年，漳州制茶业已颇具规模，当时在漳茶产品中，“漳芽”、“漳片”已蜚声海内外，社会上已饮茶成风。明末清初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人阮旻锡的《武夷茶歌》云：

　　“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

　　《泉州府志》也载阮旻锡的《安溪茶歌》云：

　　“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

　　从这些记载可知，漳州的茶叶“漳芽”、“漳片”在明末已颇有名气。

　　万历《漳州府志》载，明正德、嘉靖年间，“漳芽”、“漳片”就被列为贡品。正德间每年贡茶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每年贡茶叶170斤，芽茶511斤。由于“漳芽”、“漳片”名气大，其制作工艺于明末清初由漳州茶商传入武夷。（刘子民《漳州过台湾》）

　　明末天启年间，漳州海澄人颜思齐在闽南招募3000多垦民入台垦殖，拉开了台湾大规模开发的序幕。有饮茶习惯的漳、泉籍垦民（其中有许多是当年陈元光带来的中原将士的后裔）在赴台垦殖活动中自然也把家乡的茶叶品种带到垦殖地点，作为所种植的农作物之一。因此台湾的茶叶，不论种子、种植方法和制作技术，都是从大陆传播过去的。

　　台湾原来在水沙连（阿里山古称）大山中有野生山茶，台湾大开发之后，从大陆传入的质优味佳的乌龙茶便很快取代了它。连横在其所著的《台湾通史》中说：

　　“嘉庆时（1796-1820），有柯朝者归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鱼桀鱼坑（在今台北的瑞芳或石碇尚有争论——作者注），发育甚佳。既以茶子二斗播之，收成亦丰，遂互相传植，盖以台北之地多雨，一年可收四季，春夏为盛。”

　　之后不多久，武夷茶种植便延及文山、八里和桃园、新竹等地，后来又有人从福建安溪等地带去大批茶树苗在岛内各地种植，使乌龙茶在台湾普遍得到发展。此外，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还记载了闽台两地相同的饮茶习俗：

　　“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品茗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连横生动描述了当时台湾茶人不仅品茶方式与福建相同，而且成为他们待客时引以为豪的礼仪饮品。

　　随着茶叶种植的发展，茶叶经济效益的产生，种茶就从自己消费转为商品生产，并逐渐成为台湾大宗的出口农产品之一。如板桥林家等大垦户均大量种茶，雾峰林家林朝栋“种茶于斗六之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台北淡水成为开放通商的港口之一，1868年淡水的《海关报告》称：

　　“年复一年，汉人不断向山区开发，一山占过一山，砍下了树木，种下了茶。” （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

　　厦门海关《华洋贸易年报》统计，甲午战争前，台湾乌龙茶出口最高年份达19万余担（刘子民《漳州过台湾》）。而台北英国洋行戴维森对同治至光绪年间台湾出口茶叶情况的调查《历年乌龙茶输出额》资料表明：

　　“1866年，乌龙茶出口额为180826磅（每担约等于133磅，约为1359担），之后呈逐年上升势头，10年后的1876年增至7854020镑（约59128担），增加了40多倍；1886年增至16171605镑；到1896年输出量已达21474200镑”。（东嘉生著、周宪文译《台湾经济史概说》）

　　30年间增加100多倍，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